（2017 年 7 月 21 日晚于文殊阁）

各位法师、各位营员：

大家晚上好！

在昨天晚上普茶的时候，我讲到来柏林寺已经超过 20 年，所以我跟各位一样，也是生活禅夏令营的学生，这 20 余年来我也是追随着生活禅夏令营的脚步在成长。在生活禅夏令营中，我聆听了超过一百场的讲座。讲课者有我的老师，也有前辈的法师、学者，还有同辈的同学朋友。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担当夏令营的主持人，这就使得我必须安坐在下面，认认真真地从头听到尾，既要开场又要结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生活禅夏令营上我也应该算是一个好学生。

今天，非常感谢明海大和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各位营员一起回顾太虚大师的一生以及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实际上，用贡献可能更好一点，但是我在题目里用了“成就”两个字，以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在开始之前，我想问营员们几个问题。第一个，在大家来生活禅夏令营之前就听说过太虚大师的请举手。第二个问题，来到夏令营以后，这几天我们也在不断地重复太虚大师的名字，柏林寺常住也为大家发了一本《太虚大师新传》，已经开始阅读这本书的请举手。嗯，举手的人比较少。这样的话，其实我的讲座就比较好办了，因为你们都不了解他，这样我也就好讲了。（众笑）

这几天我们不断地反复唱一首歌，就是《三宝歌》。这首歌创作于 1930 年，是由两位大师合作完成的，曲作者是我们熟知的弘一大师，词作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太虚大师。《三宝歌》现在已经成为佛教界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教协会把它作为历次大型活动之中必唱的一首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宝歌》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界的教歌。我记得濮存昕老师来柏林寺讲课的时候，提到，他听到营员们一起唱两位大师合作的这首《三宝歌》的时候，非常感动，因为他曾经出演过弘一大师这一角色。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几天已经跟太虚大师建立了联系。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太虚大师的像，这幅像也出现在《太虚大师新传》的封面上，是一幅完整的法像。在那本书的封面上我们看到了三个评价：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泰斗，是新佛教运动的巨擘，是近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些称号，跟他毕生所从事的中国近代佛教改革事业有很大关系。净慧老和尚曾经说，中国佛教史上有三大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一位东晋的道安大师，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第二位唐代的六祖慧能大师，是佛教大众化的代表；而第三位就是近代的太虚大师，是中国佛教现代化的代表。因为今天晚上只有 90 分钟的时间，所以，给我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以太虚大师的生平和他的成就来说，90 分钟的讲述其实是很不够的。但我知道柏林寺常住为大家提供了一本《太虚大师新传》，这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无论怎么讲都不能把太虚大师的生平介绍得如同《新传》那样完整。尤其《太虚大师新传》又是由邓子美老师撰写的，他是研究中国近代佛教的专家，他的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先跟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来了解或者学习太虚大师。

首先就是《太虚大师全书》，这是由印顺法师编辑的。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台北善导寺的一个版本。然后，有关太虚大师的文献也很多，比如说《觉社丛书》《海潮音文库》，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单行本著作——《佛法导论》《太虚大师环游记》等。除此之外，有一本太虚大师主办的杂志，叫做《海潮音》，从 1920 年创刊，到 1947 年太虚大师圆寂的这二十多年的《海潮音》是我们研究、了解太虚大师的非常重要的资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也出版过《海潮音文库》，将《海潮音》里面的文章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编辑和整理。这些年，国内的学者也编辑出版了《民国佛教文献期刊集成》和《民国佛教文献期刊集成补编》，以及有关民国佛教报纸等等，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佛教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就太虚大师本人的著作来说，在《太虚大师全书》里边，我这里列举了跟他生平有关的一些文献，比如说《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以及《太虚大师自传》等，这些都是他亲自叙述自己一生经历的重要资料。

另一本必须提及的就是由印顺法师编著的《太虚大师年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太虚大师年谱》都是我们了解太虚大师生平的最重要的资料。一般认为，在近现代佛门人物的传记或者年谱里边，水平最高的当属这本《太虚大师年谱》。印顺法师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汉传佛学的泰斗，因为他长期追随太虚大师，所以他非常熟悉大师的思想及其生平，他编的这本年谱具有特别高的价值。

除此之外，有关太虚大师的传记，上世纪九十年代也陆续出现。比如，台湾地区江灿腾著的一本《太虚大师前传》，主要研究 1927 年以前太虚大师的生平。我列举的第二本就是我们营员们手中的这本《太虚大师新传》，1999 年出版的时候，叫做《太虚大师传》。还有另外一本是浙江的陈永革先生的《人间潮音——太虚大师传》。

关于太虚大师的研究著作，我这里简单地列举三本。第一本是郭朋先生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太虚思想研究》，这本书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将太虚大师的思想分门别类地加以介绍；第二本是洪金莲的著作《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作者是一位台湾学者，这本书是圣严法师指导下的一篇学位论文；第三本就是大家在 PPT 上面看到的这本，叫做《太虚——人生佛教的追寻与实现》，这是美国学者白德满的著作。我觉得这三本分别由中国大陆、台湾、欧美学者撰写的著作，应该是太虚大师相关研究领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在我们手中的这本《太虚大师新传》里边，邓子美老师将太虚大师的一生分为五个时期，也就是他正文的五章，从童年到青年到成年到壮年以及暮年这样五个时期。因为大家手中有这样一本《太虚大师新传》，所以我的分享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成为一次导读，来帮助大家阅读这本书，提示太虚大师生平之中几个关键点。

太虚大师自己对他的一生也有所归纳。在他的《我的佛教改革运动略史》（讲于 1940 年的汉藏教理院）里边，他将他过去三十多年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经历，分为了四个时期：1908年至 1914 年是第一个时期；1914 年至 1928 年是第二个时期； 1928 年至 1938 年，就是他 41 岁到 51 岁的时候，是第三个时期；以及 1940 年之后，实际上也就是 1938 年之后进入了第四个时期。他自己对每个时期也进行了一些概括，比如在第一个时期里边，讲到他思想的来源以及他进行佛教改革运动的前奏和一些事业的开展。在第二个时期，有他认为是佛教改革运动理论得以成熟的这样一些总结。

那么，我接下来的分享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关于太虚大师的生平，我主要为大家提示太虚大师人生之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太虚大师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的农历十二月十八日，地点是浙江省海宁的长安镇，俗家姓吕，是一个农工家庭。那么这里提示大家注意的是：在有的关于太虚大师的著作或者论文里面，会把太虚大师的生卒年写成 1889 年－ 1947 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说太虚大师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用公元纪年的话，他实际上是出生于 1890 年的 1 月 8 日，那么有的人呢，就会直接用清光绪十五年来换算成他是出生

于 1889。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地方。

在他人生之中，第一个转折点应该是他的出家。太虚大师接

触佛教是受到外祖母的影响。他小的时候，曾经两次，分别是光绪二十三年、光绪二十四年，跟随外祖母去朝拜九华山和普陀山，这两次经历让他接触到佛教。特别是第一次光绪二十三年的时候，他途经平望小九华寺，到寺里边去瞻礼。后来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他也顺道去瞻礼了宁波的天童寺、育王寺这些寺院，使得他生起对于佛教僧众生活的羡慕。同时，因为太虚大师出生的家庭是一个农工家庭，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一直受到他外祖母的照顾，后来他到镇上去做工，到了光绪三十年的时候，就发起了出家之心，他出家的想法在他自己后来的自述里边是以“慕仙佛神通而出家”来说明的。他本来是要去普陀山出家的，后来，他到了苏州木渎镇的一个小庙，有一位士达法师给他正式剃度，并起法名“唯心”。我们今天称他为太虚大师，其实他正式的法名叫做唯心。

当年他剃度之后，他的师父就把他带到他的师祖奘年长老那里，由奘年老和尚给他立了个字叫太虚。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叫“心包太虚”，这既套用了太虚大师的这个名字在里边，也是我对太虚大师的一种理解，因为在我们去学习和了解太虚大师的思想的时候，会慢慢地认识到，这样的一位大师，他心中真的是装了整个佛教，他并不为某一宗、某一派、某一个寺院去考虑，甚至他应该是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的具有世界佛教眼光的一位大师，所以简单地用了这个题目“心包太虚”来表达我对他的一种理解。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是，他是一位由传统的佛教僧侣转变为积极入世的法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去了解太虚大师生平，会知道太虚大师早年接受了非常严格非常传统的教育。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把他送到宁波天童寺受戒，他的戒和尚就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八指头陀寄禅长老，而他的教授阿阇黎了余法师，他的尊证阿阇黎道阶法师，都是当时佛教界非常有名的法师。与他同时受戒的师兄弟、戒兄弟，比如昱山法师，都在他后来的人生之中对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师长、同参道友对他的影响，他出家受戒以后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佛教经院式教育。他曾跟岐昌法师去学讲经，学佛教的一些论文的写作，这都为他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他跟昱山法师的合影。太虚大师自己说昱山法师是他生平的第一益友。

正是因为要准备跟大家分享太虚大师的生平，所以我看到了一些我以前不曾注意的图片。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在《海潮音》以及其他的一些民国佛教期刊里面，有一部分太虚大师的图片资料，而以前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一些比较经典的图片，像这张跟昱山法师的合影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太虚大师除了跟随师长去学习传统的经教以外，在 1907 年的时候，还第一次到西方寺阅藏，这次阅藏让我们知道太虚大师在修行上已经有比较深的证悟了。

从太虚大师的年谱和他自己的一些撰述里边——比如说，印顺法师讲“大师阅般若经有省。蜕脱俗尘，于佛法得新生自此始”，还有他阅《华严经》时“也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我们得知，这样的一种修行的体验，使得他对于佛学的教义和世间的一些文字，都能够融会贯通。

在一位大师的成长经历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事情发生。当太虚大师正在西方寺阅藏的时候，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华山的法师来到了西方寺。这位华山法师，根据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年谱》里边的描写，他是“开僧界风气之先者”。这个僧界风气之先，是说他比较早地接触了现代的思想。当他见到太虚大师的时候，印象是“（大师）神慧”，“乃为力陈世界与中国之新趋势，及佛教非速革流弊，振兴僧学不为功”。当时佛教界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佛教何去何从是摆在法师包括在家信众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一些比较传统保守的法师有他们的主张，而一些年轻的或者说较早接触到西方或说现代思想的法师，认为当时的佛教必须要走改革的道路。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太虚大师一直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所以说“时大师禅慧资心”，又因为他正在西方寺阅藏，正沉浸在经教的法喜之中，所以“颇不谓然”，于是他就与华山法师辩论了很多天。但是华山法师有自己的武器，他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他随身所带的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书》，以及章太炎的《告佛子书》《告白衣书》，严复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我想学中国历史的同学应该对他们几个人的名字都不陌生。当他把这几本书摆在太虚大师面前的时候，太虚大师慢慢地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觉为之心折”。最后的结果是，“遂与华山订莫逆交”。太虚大师的人生从此改变了。“大师以佛学救世之宏愿，由此勃发而不复能自遏，一转先入超俗入真而为回真向俗。”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太虚大师首先是到了南京的杨仁山居士所办的祇洹精舍学习。当时跟他一起学习的有仁山法师、智光法师，这都是近代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法师，以及梅光羲、欧阳渐这样一些人。了解中国近代佛教史的人就会知道，他们都是后来几十年中国佛教界非常重要的人物。

而在南京的学习，对太虚大师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呢？是精舍的创办人，也就是杨文会居士，他当时已经开始跟外国的佛教界建立联系，并且要约定来共同地复兴佛教，所以太虚大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也就是说，在民国创立之前，太虚大师在接触新式教育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世界佛教的思想，从此以后太虚大师就开始积极地入世建立一些佛教的组织以改革佛教，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非常地顺利。在民国建立的时候，中华民国元年，太虚大师到了南京，他曾经希望组织一个佛教协进会，这一想法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但是历史有的时候就是不为人们所预知，当他正在筹备这件事的时候，他在南京遇到了他的同学——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仁山法师——于是他们决定将佛教协进会的成立会改到南京附近的镇江金山寺来举行。金山寺在中国禅宗里边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丛林。在金山寺开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太虚大师和仁山法师的思路其实有一点差异，在这个会议上，仁山法师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手段，他在会上宣布剥夺金山寺原来的住持、班首、执事对于寺庙管理的权力，就直接宣布说我们现在要拿金山寺来办学了。因为当时在场来参会的很多人都是由太虚大师和仁山法师约来的，他们这一方的力量比较大，所以金山寺常住的僧众们就只能够委曲求全暂时接受这个现实。可是他们事后心有不甘，又回来夺取对这个寺院的管理权，这就是近代佛教史上轰动一时的“金山事件”。虽然太虚大师后来离开镇江，回到了南京，但是这件事对太虚大师一生有非常大的影响，他自己就说“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太虚大师一生已经被贴了标签，他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改革者。当他去传统寺庙的时候，一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在 1912 年之后，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他都遭受了非常大的阻力，他的很多想法在落实的过程之中都非常地艰难。

所以我认为，“金山事件”是太虚大师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接下来，第二件，对他影响大的转折事件，就是寄禅长老的离世。这张图片中间的就是寄禅长老，他是民国时期佛教界的领袖。民国之前，早在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的时候，就提出要用庙产来兴办学校，之后佛教界的生存就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所以佛教界就积极想办法来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团体来抵抗庙产兴学运动。但是这样一个团体却不被袁世凯政府所认可，所以为了争取获得佛教生存的权利，寄禅长老就北上向政府去为这个团体争取获得合法的地位。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寄禅长老在北京法源寺圆寂。当时佛教界听闻这个消息非常痛心，同时也对政府内政部的一些官员表示非常地愤慨。对太虚大师而言，寄禅长老是他人生路上一位最重要的导师。我们知道寄禅长老是他的戒和尚，并且在他早年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之中给了他非常大的支持。虽然寄禅长老坚持传统，并且也对太虚大师引起的那个“金山事件”表示不能理解，希望太虚大师能够用一些更为缓和的手段来从事佛教的工作，但不管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有怎么样的分歧，从内心上来说，太虚大师非常尊敬寄禅长老。寄禅长老的突然离世，对太虚大师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印顺法师也讲过：“大师与法门师匠，独革兴与寂老，概其魄力雄厚，志愿坚毅，非一般出家可比。”这就告诉我们，从内心来讲，太虚大师最为佩服的人是寄禅长老。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寄禅长老能够住世更久的话，太虚大师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可能在他的关怀和爱护之下推进要更为容易。

正是因为寄禅长老的离世，在上海静安寺举行寄禅长老追悼会的时候，太虚大师在愤慨的情绪之下，发表了一个“三种革命”的演说，他认为当时的佛教要进行教理的革命、教制的革命以及教产的革命。刚才我讲的“金山事件”已经为他贴了一个佛教改革者的标签，而在这篇演说中他又明确地表达要对佛教进行革命。传统的佛教寺僧或者说佛教界的法师们会怎样看待太虚大师？马上就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来批评太虚大师，说他的三种革命违背佛教精神。但是印顺法师认为太虚大师的三种革命是思想、制度、经济三个方面并重的，把握了佛教革新的全体的，是太虚大师具有大智慧的表现。

因为寄禅长老的离世，太虚大师对于当时的佛教界和整个社会环境有一些失望，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到两年的时间非常灰心。自从佛教协进会受挫以来，他就对佛教带了点悲观的情绪，所以他当时开始跟一些文人交往，读一些文人的书籍，往来于上海、宁波、杭州、绍兴这些地方，这样大概有两年时间。

可是大师就是大师，他宿世的善根种子不会让他从此这样肆意放任下去，突然有一天，他改变了过去两年的生活状态，决定要去普陀山闭关。我认为这次闭关比他之前在西方寺阅藏对他人生的影响更大。他自己在《告徒众书》以及《我之宗教经验》两篇文章里边都讲，他对佛教当时现状的灰心，既有来自佛教界本身的问题，也有来自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正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也不太平，而他希望要有一个机会来建立他的思想体系。1914 年的

10 月，太虚大师就正式到普陀山闭关了。这次闭关，他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太虚大师在他闭关第二年时拍摄的。这次闭关与之前在西方寺阅藏有很大不同，因为他从事佛教改革运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他是带着一些问题去闭关的。这次闭关并不是以阅读大藏经为主要目的，他在闭关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既准备了一套《频伽藏》，也到上海购买了很多的书籍，包括西方心理学、哲学等方面的译著。他在早期那个时代，特别重视严复翻译的作品。

这次闭关，大家可以看到他与以往重视传统佛学不同，一方面留意于对中国佛学影响深远的《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的学习——对中国佛教思想或者近代佛教有一定了解的人会知道，学术界有一部分人的观点认为《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是伪造的。恰恰太虚大师特别重视《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而另一方面，太虚大师重点研读了严复的译著和章太炎的一些文章，而且很多文章他是“重读精读”，可见他对这些文章的重视。这些阅读直接影响了太虚大师的文笔，可以说他的文笔有一定的战斗性。在普陀山闭关期间，他经常会收到外界朋友给他寄送的一些批评佛教的文章，虽然他不与社会直接接触，但是当他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他就会在闭关之中写文章去驳斥。通过这个过程，太虚大师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梳理，更加地有次第和系统。第一是他做了佛教义理系统的汇归，从这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所谓的“八宗并弘”这样的一些倡导。第二，他在思考时代潮流的因应问题，就是在那个时代，佛教应该如何面对社会。所以我说他开始从一个传统的佛教僧人转变为积极地去入世。台湾的学者洪金莲就认为普陀山闭关是太虚大师从挫折中再提撕向上的转折点。同时，普陀山闭关也是其思想的关键转折处，他对新旧的思想进行了归纳和抉择。这对于太虚大师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到了 1917 年的 2 月，突然有一天，太虚大师就想出关了。按照佛教的传统，一个人闭关，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三年，或者是五年等等，但是这次的闭关太虚大师并没有为自己设置一个预定的时间。到了 1917 年，就是不满三年的时候，他就想出关了，就找人请了余法师来帮他开关。出关以后，他短暂地在江浙上海等地会了一些朋友。10 月的时候，他去台湾讲经。他之所以答应去台湾讲经，是此前的一个约定，他要通过这次去台湾讲经，之后到日本去考察日本的佛教。因为他在闭关期间系统梳理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对于佛教制度的改革，写作了一篇长文，叫做《整理僧伽制度论》。他希望去日本看一下，他理想中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否符合佛教实际的一些情况，跟日本佛教要进行一些比较。通过对日本佛教的考察，他自己非常有信心地认为《整理僧伽制度论》颇合于日本佛教的情况。大家知道，日本佛教是讲宗派佛教的，这个特点非常明显，但是太虚大师的主张是佛教应该是一体的，所以他认为在这一点上，他的制度的一些设想还要优于日本佛教。因此他对改革佛教僧制信心倍增。

从日本考察回来以后，他积极地从事佛教事业。首先于 1918 年在上海创立了觉社，这是一个现代的佛教社团，既出版杂志，出版一些佛学著作，也进行定期的演讲、讲学，是一个面向在家信徒的佛学组织。所以我们看到从普陀山出关以后的太虚大师，他的种种的佛教事业的开展，带有特别浓重的现代色彩。虽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像觉社，包括有的一些杂志、一些出版物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太虚大师都是开风气之先。

于上海创办觉社之后——提示大家注意的是，太虚大师曾经尝试从改变一个寺院开始，做一些试点性的工作——1921 年，在一个特殊的因缘之下，太虚大师被礼请去接任杭州净慈寺的住持。这座寺院在中国禅宗史上也是非常的有名，它就在雷锋塔的对面，今天我们去杭州，能够看到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而当时太虚大师有很好的设想需要去落实，这样的一座寺院，在他心目中是非常理想的落实他的理念的地方。所以说，他把接管这座寺院来着手改革僧制，作为他改革理论的一种尝试，甚至他希望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改革的根据地。但是，问题又来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太虚大师已经被贴了一个标签，他是一位改革者，他是一位现代佛教的僧侣，所以他与传统佛教之间，貌似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他被礼请接任了这座寺院的住持，但是杭州佛教界其他的诸山长老，包括这座寺院原有的住持和班首、执事，对于他要在这座寺院所从事的改革工作，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两方面就起了些矛盾，甚至对簿公堂。当然太虚大师也有很多的支持者，甚至有来自于北京的力量支持他，但是两方面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都到了在报纸上互相批评对方的程度。这次双方的较量，也可以作为传统跟改革派之间摩擦的一个案例。最终太虚大师决定放弃这座寺院，既然传统力量不允许我在这座寺院进行改革，那我就放弃好了。为什么在这里提出来这件事呢？这实际上是说明太虚大师后来对于寺院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希望借助一座寺院建立一个根据地来落实其改革理念的想法落空了，遭受了重大挫折以后，他就认为再住持寺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开始寻求其他的方案来落实他改革的理念。从此以后，虽然他可能还挂名某某寺院的住持，但他再不轻易去管理这个寺院了。但是事情往往有两个方面，正是由于他在杭州遭受的这样一次挫折，他的护法们请他到武汉弘法的时候，就商定说还不如重新创办一个佛教的学校来落实太虚大师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近代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的成立。

1922 年，由李隐尘和陈元白等人建议，落实太虚大师建立佛学院的计划，邀请了武汉的政界和商界的一些人士来共同参与，在这一年的 9 月份，武昌佛学院就正式开学了。这所佛学院，采取僧俗兼收的形制，也就是既有出家人也可以有在家的一些信众来这个佛学院学习，不得不说是比较超前的。其实退回十年，中国大陆汉传佛教的佛学院还没有接受在家信众来上学的。但在九十多年以前，太虚大师所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已经是僧俗兼收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造就一批师范的人才，然后让他们到各地去推行整理僧制的工作，而在家众的这一部分学员呢，就可以组织在家的正信会来将佛教推广到社会上。所以大家看到，一些当时武昌佛学院的老师名字（包括学生的，这些学生里边有六七十名，其中我提示大家的，比如法尊法师、法舫法师），他们到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样一所佛学院的建立，实际上也参考了日本的佛教大学的一些做法，但是在管理上，太虚大师仍然坚持传统的办法，参取丛林的规制，所以从武昌佛学院的一些特点，我们就更加清晰地可以体会什么叫“学院丛林化”——这是我们今天谈到佛教院校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对概念—— “学院丛林化”和“丛林学院化”。因为太虚大师没有办法在一座寺院建立他理想中的佛教院校，因此他只能在武昌寻求一个独立的空间，办了这样一所佛学院。虽然这个地方不是一座寺院，但是他仍然采取丛林、禅林的规矩，比如早晚的课诵和寺院的一些功课，都是有的。所以印顺法师评价太虚大师说他真正地建立起现代僧伽制度，开始他的革新运动，实际上应该从武昌佛学院的建立开始。

下一个提示大家的是，对于太虚大师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就是他到欧美的游历。在 1928 年 8 月到 1929 年 4 月期间，太虚大师得以到法国、德国以及美国去游历。在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他的游历实际上对他思考佛教的改革事业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他的这次游历，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蒋介石就请人赞助了三千元作为太虚大师出国的费用。太虚大师是 1928 年的 8 月 11 日乘船出国的，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哥伦布市及埃及开罗等几个地方，第一站到了法国，之后他又游历了英国、比利时、德国、美国——我们知道这几个国家都是欧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这八个月中，他广泛地跟这几个国家的学者、包括信佛的人士进行交流，并约定说应该建立一个世界佛学苑，来共同地研究佛学，传播佛学。

这是当时新加坡欢迎太虚大师的图片。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图是 1929 年的时候，太虚大师在伦敦街头拍摄的。这是他在伦敦的时候，跟陈济博还有马古烈——一个外国博士的合影。这是他在德国的时候，跟两位朋友、一个公使的合影。这是在美国。这些图像，都非常珍贵。这样的一次游历，使他能广泛地联系我刚才说到的一些欧美的佛教学者来倡议共同弘扬佛教。这个世界佛学苑，甚至在这些国家也建立了一些联络处，可见他是准备做一番大的事业的。他曾经给蒋介石写信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方便出面来支持这样的一件事的话，希望蒋介石个人出资来成就建立世界佛学苑这样的一个构想。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也并不太平，中国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他的这个提议，最后也不了了之了。他空有这样一番设想，后来还是靠他自己回国以后努力地去实现。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是《太虚大师寰游记》，记录了他这次游历欧美的一些情况，对欧美的一些宗教、社会的观感都在其中有所展现。他从欧美游历回来以后，也作过相关的演讲，比如说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就是在上海的一个居士的组织，他讲了寰游的动机与感想，他非常有感触地呼吁中国佛教寺僧应革除一寺一院的家族制。这是太虚大师一生特别强烈的观念，他认为佛教的一些问题就出在每个寺院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从佛教整体去考虑问题，所以这种局限使得佛教在人才培养和应对社会压力的时候不能形成合力。他对这点是特别痛心的。他时时处处地去呼吁，要打破这种家族传承式的佛教制度。既然得不到外界的支持，他就在现有的比如武昌佛学院这样的基础上来积极地落实他世界佛学苑的构想。在 1932 年的时候，他就把武昌佛学院改成了世界佛学苑的图书馆。这个是作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馆长的太虚大师的一张图像。

后来，他曾经在北京、重庆、西安等地联合来完成他的这一设想，比如武昌佛学院作为世界佛学苑的图书馆；北平有个柏林寺——跟我们柏林寺是同名的，也是北京的一个很重要的寺院——他在那里建立了世界佛学苑柏林教理院；在重庆的一座寺院，他建立了汉藏教理院；在西安建立了一个巴利三藏院。也就是说，他开始通过不同的学校来传授我们所说的世界三大语系的佛教，即汉语系、藏语系，还有巴利语系的佛教。

之前我讲到武昌佛学院有位很重要的学生叫做法舫法师，在 1940 年的时候，太虚大师就以世界佛学苑的名义，将法舫、白慧、达居三位法师派到今天的斯里兰卡去宣传大乘佛教，跟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进行沟通。后来，这位法舫法师，因为是太虚大师派遣出国的，他也肩负了使命，就是倡议建立一个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这个设想，在太虚大师圆寂以后实现了。法舫法师跟马拉拉色克拉博士一起，首先在斯里兰卡召开了第一次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法舫法师也成为中国第一位世佛联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起源于太虚大师的倡议，有他的努力在里边，直接落实他这种想法的是他的学生。

太虚大师一生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的一生，可以书写和记录，让我们了解的东西很多。他的思想也非常广博，在佛学上，他对于佛教的唯识、中观的体悟是非常通透的，并且对于世间的学问，他也积极地在吸收学习。举个例子来说，在日本有一位哲学家叫西田几多郎的——我之所以知道这个哲学家的名字，是因为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曾经请了一位京都大学的教授，这位教授就是专门研究西田几多郎的——当我后来去看《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发现太虚大师在当时就已经撰有对于西田几多郎哲学著作的一些评论，像西田几多郎这样一位哲学家的著作，太虚大师在当时也都会去阅读，而且也会写一些读后感或者说是批评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到太虚大师为一位很重要的日本哲学家写书评写评论，我们觉得很正常。

太虚大师经历了刚才我讲过的一些重要事件以后，由于他的资历，他的威望，特别是在 1929 年以后，他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领袖。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些民国时期的期刊里面都提到他是中国佛教的领袖，他应该带领中国佛教怎么样进行改革，大家对他的期望是非常高的。1929 年之后，他的一些事业变得越来越顺利，我说的顺利是来自于佛教界的支持。但是之后不久，日军入侵中国，中国社会仍然非常动荡，太虚大师不得以跟随当时的国民政府一起撤到了大后方，他能够施展的空间就变得更加地有限了。1945 年，日军战败，被迫退出中国以后，当他有机会站在一个中国教会领袖的位置上，来考虑如何复兴中国佛教问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是太虚大师跟福善法师的合影。这位福善法师，是太虚大师特别器重的学生，今天我阅读《太虚大师新传》最后的部分，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位福善法师在

31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地年轻，太虚大师非常地悲痛，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恸福善》，他的事业正好需要这样的年轻人继续去向前推进，可是福善法师却英年早逝。福善法师去世不久后，另外一位在佛教改进运动之中很重要的一位法师，叫震华法师（曾经担任过上海玉佛寺的住持），也去世了。痛失年轻优秀的法门后起之秀，对晚年的太虚大师造成接连的打击。

1947 年 3 月 12 日，太虚大师为圆寂的玉佛寺前任住持（在佛教里边叫“退居住持”）震华法师封龛。他写的“封龛法语”，原文是这样的：“诸法刹那生，诸法刹那灭，刹那生灭中，无生亦无灭，为震华法师封龛，太虚老人。”这是太虚大师最后的遗墨。在说法的时候，太虚大师的中风复发了。闻讯以后，他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弟子纷纷赶到玉佛寺，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来医治，但是几天以后，也就是 1947 年 3 月 17 日，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推动佛教改革的大师，在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圆寂，时年五十九岁。

太虚大师在世的时候，对自己的一生曾经总结为两句话：“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 行在瑜珈菩萨戒本。”这两句话，也是我们去认识理解太虚大师的一个切入点。今年的夏令营，大和尚之所以安排我们来交流关于太虚大师的话题，一方面是因为今年正好是太虚大师圆寂七十周年，是学习太虚大师思想的一个好机会；同时，我刚刚完成的一篇学位论文，也是关于太虚大师的，就是有关太虚大师的僧伽制度思想的研究，但是那个题目，我觉得如果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可能会比较专业。太虚大师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他的佛教改革的思想，以及他建设现代中国佛教制度的思想等等，那么如何全面理解和把握太虚大师思想？就是这上面的两句话指出的两个切入点，“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 行在瑜珈菩萨戒本。”

太虚大师圆寂以后的情况，《太虚大师年谱》也有一些记录——这是在《觉群》周报上做的一个太虚大师纪念的专号。这个是《大雄》杂志纪念太虚大师。这个是《觉有情》杂志。当时的佛教界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大师都非常地悲痛，特别是太虚大师的弟子们都纷纷从各地赶到上海，他们共同议定太虚大师身后的事情，比如说由法尊法师来主持汉藏教理院，由法舫法师来主持世界佛学苑的图书馆，《海潮音》由尘空法师来主编，在什么地方给太虚大师建塔，以及由印顺法师来负责编辑《太虚大师全书》。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是太虚大师的舍利塔。

当年的 5 月 20 日，印顺、续明等人到奉化的雪窦寺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经过一年时间，编成了一部七百万字的《太虚大师全书》，基本上涵盖了太虚大师一生不同时期的文章，包括他讲经的一些记录和文字整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现代版本的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在 1948 年编好以后，七月份就先印了《太虚大师全书》的一部分“佛法总学”。《太虚大师全书》一共分为四个主题，就是“法藏、制藏、论藏和杂藏”四个大类，其中又细分为二十个不同的子目。这些内容现在也有电子版本，所以阅读太虚大师著作，非常便利。